keyizhishuiyuyuehu 的个人博客

“走过一村又一村,翻过一山又一山,只听到狗咬和鸟叫……”这是大理麻风村的一位老人眼含泪水在夜深人静时唱的歌。不管在大理还是红河，麻风村无一例外的都在那些偏远的山里，他们几乎与世隔绝，有儿有女的也好，没儿没女的也罢，大部分都不上门认亲了。除了 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云南项目部的一群志愿者们，还有来自洱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的李桂科，这里常年每其他人，就算偶有人路过也都会掩住口鼻匆匆而过。也正因如此，麻风村的老人们把志愿者们当成了亲人，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和志愿者们亲如家人一样家长里短，打开心扉无一不谈。

   虽然他们现在已是麻风康复者，已不具有传染性， 歧视与偏见，却像麻风杆菌一样，吞蚀着麻风病人的心灵，社会为何还不能接纳他们呢？一般人家的老人到晚年也显得孤独，更何况常年与亲人早割断往来或是早已独居的麻风村老人们，他们同样是人，也该同样享受到阳光和雨露，享受到人世间的烟火和人与人之前的关爱，因为如此，他们才不至于在与世隔绝的山中默默老去，不至于被世人所遗忘……收听广播的麻风康复者，这里没有电，除了政府给的柴油发电机能让村民看上一会电视外，别无其他娱乐。独居的老人与猫为伴，在他眼里，猫就是他的亲人。

因麻风病而双目失明的老人沐浴在清晨阳光中的麻风村民，一派和谐与灵静。享受阳光村民们自立更生，自己种植农作物。志愿者小袁在为一位老人调试假肢。志愿者为一位老人测视力。红河某麻风村，一位麻风康复者带着自己的假肢去给志愿者维护。一双摆放在墙角的假肢，这里的麻风康复者，大都享受汉达康福协会的假肢帮助。大理山石屏，麻风村的村民们都传承着超脱血缘关系的集体扫墓。什么时候，他们才不至于在孤独中默默老去……？

何国锋

满身脂肪，那些油珠子出于宗教敬畏缩成了一团

掀起饱食终日者的衣角，预览

餐馆，多么招人喜欢，此刻在木巴面前

却横下一道栅栏

失去个性的人，这位父亲，皱着眉头

生活从外部爬进内心

磨砺过的髭须，光秃秃，断续且支离的回答沿途落下

刚回到家，孩子等着，一个小钱都没有

守规矩的家庭正在挨饿，甜食、粗粮、一小袋面粉

一堆令人沮丧的渴望

菜刀，厨房，甚至破烂的桌布，发着冷光

生无计，厚道的脸被风吹成一张铁皮

眼巴巴望着一轮明月的后院，一张大桌子前

正围满日渐收窄的喉咙

                  粗暴喊叫后，牙与舌多半已出血，苍白的饭碗一身长叹

                  咀嚼，大腹便便无事可干

玩弄起穷人后脑勺下的痛苦概念

“呵，浪荡汉，瞧这些肠子打搅——

该喂他们些啤酒、香烟”

脚后跟，脚后跟。。。。。。黑影样的人，做下事的新移民

他宽恕了阔人的脂肪酸，没东西过早，苦力变卖

但遵循规则，不讨饭，不坐牢

就剩这点病态的嗜好

审判（藉此职业换来薪水）！谁剥夺了生存权？

念过书的假装忧郁，大道理颠来倒去，习惯面对急迫的诉求

打着饱嗝去寻经查典

“咚”——有人倒下；小巷子昨晚吞吃了平日里

最勤快的善良人木巴

场面发热，看不见血，医师，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很肥；且高大

在富于怜悯的人群里穿插，作份记录和诊断

说是死于白喉，这种乡下病于他而言并不过分

木巴在众人的嘘声前闭上眼睛

只差眼泪了，县城很忙，没工夫哭哭啼啼

霜下在九月里，一把生命的刷子掉落在地

街上的人和上街的人鼓起腮帮

谈论下一步该如何养活孩子的话题

“如果。。。。。。暂且。。。。。。也许。。。。。。”事情起初

有一千个理由，料不定在哪里就出了岔子

了不起的城啊，除了沉湎，就是讶异

我的木巴兄弟

（2010.清明）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   

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杰，也未必是元凶巨恶。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极低，也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论，他们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学者。很难说他们是好人坏人，但由于他们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燥，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慢慢变的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暗淡、紊乱、荒唐。他们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全部所作所为并没有留下清楚的行为印记，他们决不想对什么负责，而且确实也无法让他们负责。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蚀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你终于愤怒了，聚集起万钧雷霆准备轰击，没想到这些声音和眉眼也与你在一起愤怒，你突然失去了轰击的对象。你想不与理会，调过头去，但这股腐蚀气却又悠悠然地不绝如缕。    我相信，历史上许多钢铸铁浇般的政治家、军事家，最终悲怅辞世的时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确的政敌和对手，而是曾经给过自己很多腻耳的佳言和突变的脸色最终还说不清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那些人物。处于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动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汇“小人……”    ——不错，小人。这便是我这篇文章要写的主角。    小人是什么？如果说得清定义，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可恶了。小人是一种很难定位和把握的存在，约略能说的只是，这个“小”，既不是指年龄，也不是指地位。小人与小人物是两码事。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欧洲的一则往事。数百年来一直亲如一家的一个和睦村庄，突然产生了邻里关系的无穷麻烦，本来一见面都要真诚地道一声“早安”的村民们，现在都怒目相向。没过多久，几乎家家户户都成了仇敌，挑衅、殴斗、报复、诅咒天天充斥其间，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准备逃离这个可怖的深渊。可能是教堂的神父产生了疑惑吧，花了很多精力调查缘由，终于真莫道不消魂相大白，原来不久前刚搬到村子里来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个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全部恶果都来自于她不负责任的窃窃私语。村民知道上了当，不再理这个女人，她后来很快也搬走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村民间的和睦关系再也无法修复。解除了一些误会，澄清了一些谣言，表层关系不再紧张，然而从此以后，人们的笑脸不再自然，既便在礼貌的言词背后也有一双看不见的疑虑眼睛在晃动。大家很少往来，一到夜间，早早地关起门来，谁也不理谁。    我读到这个材料时，事情已过去了几十年，作者写道，直到今天，这个村庄的人际关系还是又僵又涩，不冷不热。    对那个窃窃私语的女人，村民们已经忘记了她讲的具体话语，甚至忘记了她的容貌和名字。说她是坏人吧，看重了她，但她实实在在地播下了永远也清除不净的罪恶的种子。说她是故意的吧，那也强化了她，她对这个村庄也未必有什么争夺某种权力的企图。    说她仅仅是言词失当吧，那又过于宽恕了她，她做这些坏事带有一种本能的冲动。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们所能给舆的还是那个词汇：小人。    小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后果，由此可见一斑。    这件欧洲往事因为有前前后后的鲜明对比，有那位神父的艰苦调查，居然还能寻找到一种答案。然而谁都明白，这在“小人事件”中属于罕例。绝大多数“小人事件”是找不到这样一位神父、这么一种答案的。我们只要稍稍闭目，想想古往今来、远近左右，有多少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村落”被小人糟踏了而找不到事情的首尾？    由此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起孔老夫子和其它先秦哲学家来了，他们那么早就浓浓地划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诚然，这两个概念有点模糊，互相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弹性，但后世大量新创立的社会范畴都未能完全地取代这种古典划分。    孔夫子提供这个划分当然是为了弘扬君子、提防小人，而当我们长久地放弃这个划分之后，小人就会象失去监视的盗贼、冲决堤岸的洪水，汹涌泛滥。结果，不愿再多说小人的历史，小人的阴影反而越来越浓。他们组成了道口路边上密密层层的许多暗角，使得本来就已经十分艰难的民族跋涉步履，在那里趔趄、错乱，甚至回头转向，或拖地不起。即便是智慧的光亮、勇士的血性，也对这些霉苔斑斑的角落无可奈何。    二    然而，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不会放过小人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历史症结，于是在他冷静的叙述中不能不时时迸发出一种激愤。众所周知，司马迁对历史情节的取舍大刀阔斧，但他对于小人的所作所为却常常工笔细描，以便让历史记住这些看起来最无关重要的部位。例如，司马迁写到过发生在公元前五二七年的一件事。那年，楚国的楚平王要为自己的儿子娶一门媳妇，选中的姑娘在秦国，于是就派出一名叫费无忌的大夫前去迎娶。费无忌看到姑娘长得极其漂亮，眼睛一转，就开始在半道上动脑筋了。    ——我想在这里稍稍打断，与读者一起猜测一下他动的是什么脑筋，这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小人的行为特征。看到姑娘漂亮，估计会在太子那里得宠，于是一路上百般奉承，以求留下个好印象，这种脑筋，虽不高尚却也不邪有暗香盈袖恶，属于寻常世俗心态，不足为奇，算不上我们所说的小人；看到姑娘漂亮，想入非非，企图有所沾染，暗结某种私情，这种脑筋，竟敢把一国的太子当情敌，简直胆大妄为，但如果付诸实施，倒也算是人生的大手笔，为了情欲无视生命，即便荒唐也不是小人所为。费无忌动的脑筋完全不同，他认为如此漂亮的姑娘应该献给正当盛年的楚平王。尽管太子娶亲的事已经国人皆知，尽管迎娶的车队已经逼近国都，尽管楚宫里的仪式已经准备妥当，费无忌还是准骑了一匹快马抢先直奔王宫，对楚平王描述了秦姑娘的美丽，说反正太子此刻与这位姑娘尚未见面，大王何不先娶了她，以后再为太子找一门好的呢。楚平王好色，被费无忌说动了心，但又觉得事关国家社稷的形象和承传，必须小心从事，就重重拜托费无忌一手操办。三下两下，这位原想来做太子夫人的姑娘，转眼成了公公楚平王的妃子。    事情说到这儿，我们已经可以分析出小人的几条重要的行为特征了：    其一，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也能发现美好，有时甚至发现得比别人还敏锐，但不可能对美好投以由衷的虔诚。他们总是眯缝着眼睛打量美好事物，眼光时而发红时而发绿，时而死盯时而躲闪，只要一有可能就忍不住要去扰乱、转嫁（费无忌的行为真是“转嫁”这个词汇的最佳注脚），竭力作为某种隐潜交易的筹码加以利用。美好的事物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最消受不住的却是小人的作为。蒙昧者可能致使明珠暗投，强蛮者可能致使玉石俱焚，而小人则鬼鬼祟祟地把一切美事变为丑闻。因此，美好的事物可以埋没于荒草黑夜间，可以展露于江湖莽汉前，却断断不能让小人染指和过眼。    其二，小人见不得权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小人的注意力总会拐弯抹角地绕向权力的天平，在旁人看来根本绕不通的地方，他们也能飞檐走壁绕进去。他们表面上是历尽艰险为当权者着想，实际上只想着当权者手上的权力，但作为小人他们对权力本身又不迷醉，只迷醉权力背后自己有可能得到的利益。因此，乍一看他们是在投靠谁、背叛谁、效忠谁、出卖谁，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人的概念，只有实际私利。如果有人的概念，那么楚平王是太子的父亲，有父亲应有的尊严和禁忌，但费无忌只把他看成某种力量和利益的化身，那也就不在乎人伦关系和人际后果了。对别人没有人的概念，对自己也一样，因此千万不能以人品和人格来要求他们，小人之小，就小在人品人格上，小在一个人字上，这可能就是小人这一命题的原始含义所在。    其三，小人不怕麻烦。上述这件事，按正常逻辑来考虑，即使想做也会被可怕的麻烦所吓退，但小人是不怕麻烦的，怕麻烦做不了小人，小人就在麻烦中找事。小人知道越麻烦越容易把事情搞混，只要自己不怕麻烦，总有怕麻烦的人。当太子终于感受到与秦国姑娘结婚的麻烦，当大臣们也明确觉悟到阻谏的麻烦，这件事也就办妥了。    其四，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急于事功又不讲规范，有明明暗暗的障眼法掩盖着，办起事来几乎遇不到阻力，能象游蛇般灵活地把事情迅速搞定。他们善于领会当权者能以启齿的隐忧和私欲，把一切化解在顷刻之间，所以在当权者眼里，他们的效率更是双倍的。有当权者支撑，他们的效率就更高了。费无忌能在为太子迎娶的半道上发起一个改变皇家婚姻方向的骇人行动而居然快速成功，便是例证。    暂且先讲这四项行为特征吧，司马迁对此事的叙述还没有完，让我们顺着他的目光继续看下去——    费无忌办成了这件事，既兴奋又慌张。楚平王越来越宠信他了，这使他满足，但静心一想，这件事上受伤害最深的是太子，而太子是迟早会掌大权的，那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开始在楚平王耳边递送小话：“那件事之后，太子对我恨之入骨，那倒罢了，我这么个人也算不得什么，问题是他对大王您也怨恨起来，万望大王戒备。太子已握兵权，外有诸侯支持，内有他的老师伍奢帮着谋画，说不定哪一天要兵变呢！”    楚平王本来就觉得自己对儿子做了亏心事，儿子一定会有所动作，现在听费无忌一说，心想果不出所料，立即下令杀死太子的老师伍奢、伍奢的长子伍尚，进而又要捕杀太子，太子和伍奢的次子伍员（伍子胥——引者注）只得逃离楚国。    从此之后，连年的兵火就把楚国包围了。逃离出去的太子是一个拥有兵力的人，自然不会甘心，伍员则发誓要为父兄报仇，曾一再率吴兵伐楚，许多连最粗心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关注的著名军事征战此起彼伏。    然而楚国人民记得，这场弥天大火的最初点燃者，是小人费无忌，大家咬牙切齿地用极刑把这个小人处死了，但整片国土早已满目苍痍。    ——在这儿我又要插话。顺着事件的发展，我们又可把小人的行为特征延续几项了：    其五，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在本质上是胆小的，他们的行动方式使他们不必害怕具体操作上的失败，但却不能不害怕报复。设想中的报复者当然是被他们伤害的人，于是他们的使命注定是要连续不断地伤害被伤害者。你如果被小人伤害了一次，那么等着吧，第二、第三次更大的伤害在等着你，因为不这样做小人缺少安全感。楚国这件事，受伤害的无疑是太子，费无忌深知这一点。因此就无以安身，必欲置之死地才放心。小人不会怜悯，不会忏悔，只会害怕，但越害怕越凶狠，一条道走到底。    其六，小人需要博取同情。明火执仗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是恶人而不是小人，小人没有这股胆气，许要掩饰和躲藏。他们反复向别人解释，自己是天底下受损实最大的人，自己是弱者，弱得不能再弱了，似乎生就是被别人欺侮的料。在他们企图囫囵吞食别人产权、名誉乃至身家性命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让低沉的喉音、含泪的双眼、颤抖的脸颊、欲说还休的语调一起上阵，逻辑说不园通时便哽哽咽咽地糊弄过去，你还能不同情？而费无忌式的小人则更进一步，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心为他人、为上司着想而遭至祸殃的人，那自然就更值得同情了。职位所致，无可奈何，一头是大王，一头是太子，我小人一个侍臣有什么办法？苦心斡旋却两头受气，真是何苦来着？——这样的话语，从古到今我们听到的还少吗？    其七，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小人要借权力者之手或起哄者之口来卫护自己，必须绘声绘色地谎报“敌情”。费无忌谎报太子和太子的老师企图谋反东篱把酒黄昏后攻城的情报，便是引起以后巨大历史灾祸的直接诱因。说谎和造谣是小人的生存本能，但小人多数是有智力的，他们编造的谎言和谣言要取信于权势和舆情，必须大体上合乎浅层逻辑，让不习惯实证考察的人一听就产生情绪反应。因此，小人的天赋，就在于能熟练地使谎言和谣言编制得合乎情理。他们是一群有本事诱使伟人和庸人全都深陷进谎言和谣言迷宫而不知回返的能工巧匠。    其八，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小人精明而缺少远见，因此他们在制造一个个具体的恶果时并没有想到这些恶果最终组接起来将会酿发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当他们不断挑唆权势和舆情的初期，似乎一切顺着他们的意志在发展，而当权势和舆情终于勃然而起挥洒暴力的时候，连他们也不能不瞠目结舌、骑虎难下了。小人没有大将风度，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但不幸的是，人们不会忘记他们这些全部灾难的最初责任者。平心而论，当楚国一下子陷于邻国攻伐而不得不长年以铁血为生的时候，费无忌也已经束手无策，做不得什么好事也做不得什么坏事了。但最终受极刑的仍然是他，司马迁以巨大的厌恶使之遗臭万年的也是他。小人的悲剧，正在于此。    三    解析一个费无忌，我们便约略触摸到了小人的一些行为特征，但这对了解整个小人世界，还是远远不够的。小人，还没有被充分研究。    我理解我的同道，谁也不愿往小人的世界深潜，因为这委实是一件气闷乃至恶心的事。既然生活中避小人惟恐不远，为何还要让自己的笔去长时间地沾染他们了？    但是回避显然不是办法。既然历史上那么多高贵的灵魂一直被这团阴影罩住而欲哭无泪，既然我们民族无数百姓被这堆污浊毒害而造成整体素质的严重下降，既然中国在人文领域曾经有过的大量精雅构建都已被这个泥淖搞脏或沉埋，既然我们好不容易重新唤起的慷慨情怀一次次被这股阴风吹散，既然我们不仅从史册上、而且还能在大街上和身边经常看到这类人的面影，既然过去和今天的许多是非曲直还一直被这个角落的嘈杂所扰乱，既然我们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一想起社会机体的这个部位就情绪沮丧，既然文明的力量在与这种势力的较量中常常成不了胜利者。既然直到下世纪我们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还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暗礁，既然人们都遇到了这个梦魇却缺乏人来呼喊，既然呼喊几下说不定能把梦魇暂时驱除一下，既然暂时的驱除有助于增强人们与这团阴影抗衡的信心，那么，为什么要回避呢？    我认为，小人之为物，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道德品质的畸形。这是一种带有巨大历史必然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值得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共同注意。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充分呈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专人比黄花瘦制和社会下层的低劣群体的微妙结合。结合双方虽然地位悬殊，却互为需要，相辅相成，终于化合成一种独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态方式。    封建人治专人比黄花瘦制隐密多变，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们既能诡巧地遮掩隐密又能适当地把隐密装饰一下昭示天下，既能灵活地适应变动又能庄严地在变动中翻脸不认人，既能从心底里蔑视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统治者的心绪和物欲洗刷成光洁的规范。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断能力，周密的联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却万万不能有稳定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品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对一种体制性需要的填补和满足。    《史记》中的〈酷吏列传〉记述到汉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面对人和气，实际上坏得无可言说。他管法律，只要探知皇帝不喜欢谁，就千方百计设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恶极的犯人只要皇帝不讨厌，他也能判个无罪。他的一个门客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他反诘道：“法律谁定的？无非是前代皇帝的话罢了，那么，后代皇帝的话也是法律，哪里还有什么别的法律？”由此可见，杜周固然是糟践社会秩序的宫廷小人，但他的逻辑放在专人比黄花瘦制体制下看并不荒唐。    杜周不听前代皇帝只听后代皇帝，那么后代皇帝一旦更换，他又听谁呢？当然又得去寻找新的主子仰承鼻息。照理，如果有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行政构架，各级行政官半夜凉初透员适应多名不断更替的当权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习惯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恶斗的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主子的更换就意味着对以前的彻底毁弃，意味着自身官半夜凉初透场生命的脱胎换骨，而其间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这一切做得干脆利落、毫无痛苦。闭眼一想，我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五代乱世的那个冯道，不知为什么我会把他记得那么牢。    冯道原在唐闵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从珂攻打唐闵帝，冯道立即出面恳请李从珂称帝，别人说唐闵帝明明还在，你这个做宰相的怎么好请叛敌称帝？冯道说：我只看胜败，“事当务实”。果然不出冯道所料，李从珂终于称帝，成了唐末帝，便请冯出任司空，专管祭祀时扫地的事，别人怕他恼怒，没想到他兴高采烈地说：只要有官名，扫地也行。    后来石敬瑭在辽国的操纵下做了“儿皇帝”，要派人到辽国去拜谢“父皇帝”，派什么人呢？石敬瑭想到了冯道，冯道作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办妥了。    辽国灭晋之后，冯道又诚惶诚恐地去拜谒辽主耶律德光，辽主略知他的历史，调侃地问：“你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老东西呢？”冯道答到：“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东西。”辽主喜欢他如此自辱，给了他一个太傅的官职。    身处乱世，冯道竟然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自然远不止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卖了。被他一次次叛卖的旧主子，可以对他恨之入骨却已没有力量惩处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说的信奉“事当务实”的人，只取他的实用价值而不去预想他今后对自己的叛卖。因此，冯道还有长期活下去不断转向、叛卖的可能。    我举冯道的例子只想说明，要充分地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一个人的人格支出会非常彻底，彻底到几乎不象一个人。与冯道、杜周、费无忌等人相比，许多忠臣义士就显得非常痛苦了。忠臣义士平日也会长时间地卑躬屈膝，但到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会突然慷慨陈词、拼命死谏，这实际上是一种“不适应反应”，证明他们还保留着自身感知系统和最终的人格结构。后世的王朝也会表扬这些忠臣义士，但这只是对封建政治生活的一个追认性的微小补充，至于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还是冯道、杜周、费无忌他们。他们是真正的适应者，把自身的人格结构踩个粉碎之后获得了一种轻松，不管干什么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了，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侧隐之心都可一一抛开，这便是极不自由的封建专人比黄花瘦制所哺育出来的“自由人”。    这种“自由人”在中国下层社会的某些群落获得了呼应。我所说的这些群落不是指穷人，劳苦大众是被物质约束和自然约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一群，不能不循规蹈矩，并无自由可言，贫穷不等于高尚却也不直接通向邪有暗香盈袖恶；我甚至不是指强盗，强盗固然邪有暗香盈袖恶却也有自己的道义规范，否则无以合伙成事，无以长久立足，何况他们时时以生命做为行为的代价，冯道、杜周、费无忌他们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我当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价虽然不是生命却也是够具体够痛切的，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方面，她们都要比官半夜凉初透场小人贞洁。    与冯道、杜周、费无忌这些官半夜凉初透场小人呼应得起来并能产生深刻对位的，是社会下层的那样一些低劣群落：恶奴、乞丐、流氓、文痞。    除了他们，官半夜凉初透场小人再也找不到其它更贴心的社会心理基础了。而恶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窥知堂堂朝廷要员也与自己一般行事处世，也便获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有资格自称“朝中有人”的皇亲国戚。    这种遥相对应，产生了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就象电磁的两极之间所形成的磁场，一种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应强劲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会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呢？人们后来处处遇到的小人，大多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职业性的恶奴、乞丐、流氓、文痞，而是中间地带非职业意义上的存在，人数多，范围广，渗透力强，几乎无所不在。上层的社会制度可以改变，下层的社会渣滓可以清除，而这种中间地带的存在将会是一种幅员辽阔的恶性遗传，难以阻遏。    据我观察，中间地带的大量小人就性质而言，也可分为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这几类，试分述之。    恶奴型小人。    本来，为人奴仆也是一种社会构成，并没有可羞耻或可炫耀之处，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声名欺侮别人，主子失势后却对主子本人恶眼相报，甚至平日在对主子低眉顺眼之时也不断窥测着掀翻和吞没主子的各种可能，这便是恶奴了，而恶奴则是很典型的一种小人。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有一篇〈明季奴变考〉，详细叙述了明代末年江南一带仕宦缙绅之家的家奴闹瑞脑消金兽事的情景，其中还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张溥、钱谦益、顾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这些家奴或是仗势欺人，或是到官府诬告主人，或是鼓噪生事席卷财物，使政治大局本来已经够混乱的时代更其混乱。为此，孟森曾写过一篇《读明季奴变考》的文章，说明这种奴变其实说不上阶半夜凉初透级斗争，因为当时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仆而不甘心的人，却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仆而一定要做奴仆的人，这便是流行一时的找豪门投靠之风，本来生活已经挺好，但想依仗豪门逃避赋税、横行乡里，便成群结队地来签订契约卖身为奴。“卖身投靠”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孟森说，前一拨奴仆刚刚狠狠地闹过事，后一拨人又乐呵呵地前来投靠为奴，这算什么阶半夜凉初透级斗争呢？    人们寻常接触的是大量并未签订过卖身契约的恶奴型小人。他们的特点，是永久地在寻找投靠和巴结的对象。投靠之初什么好话都说得出口，一旦投靠成功便充分、彻底地利用投靠对象的社会势力和公众效能以求一逞，与此同时又搜寻投靠对象的弱项和隐忧，作为箝制、要胁、反叛、出卖的资本，只不过反叛和出卖之后仍然是个奴才。这样的人，再凶狠毒辣、再长袖善舞，也无法抽离他们背后的靠山，在人格上，他们完全不能在世间自立，他们不管做成多大的事也只能算是小人。    乞丐型小人。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求生是直得同情的，但为行乞成为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没有丝毫积极意义可言了。乞丐心理的基点，在于以自浊、自弱为手段，点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人格形象来获得人们的怜悯，不是自己的东西有可能转换成自己的东西。他们的脚永远踩踏在转换所有权的滑轮上，获得前，语调诚恳得让人流泪，获得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这种做法当然会受到人们的责难，面对责难他们的办法是靠耍无赖以自救。他们会指天发誓，硬说刚刚乞讨来的东西天生就是他们的，反诬施舍者把它弄坏了，施舍者想既然如此那就不施舍了吧，他们又会大声叫喊发生了抢劫事件。叫喊召来了围观，无聊的围观者喜欢听违背常理的戏剧性事件，于是，一个无须抢劫的抢劫者抢劫了一个无可被劫的被劫者，这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啊。乞丐型小人作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与懊丧的施舍者一起被长久围观着，深感满足。与街市间的恶少不同的是，乞丐型小人始终不会丢弃可怜相，或炫示残肢，或展现破衣，或强调衰老，一切似乎都到了生活的尽头，骗赚着善良人们在人道上的最后防线。    乞丐一旦成群结帮，谁也不好对付。《清稗类钞·乞丐类》载：“江苏之淮、徐、海等处，岁有以逃荒为业者，数百成群，行乞于各州县，且至邻近各省，光绪初为最多。”最古怪的是，这帮浩浩荡荡的苏北乞丐还携带着盖有官印的护照，到了一个地方行乞简直成了一种堂堂公务。行乞完，他们又必然会到官府赖求，再盖一个官印，成为向下一站行乞的“签证”，官府虽然也皱眉，但经不住死缠，既是可怜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盖了章。由这个例证联想开去，生活中只要有人肯下决心用乞丐手法来获得什么，迟早总会达到目的。貌似可怜却欲眼炯炯，低三下四却贪得无厌，一旦获得便立即耍赖，这便是乞丐型小人的基本生态。    流氓型小人。    凡小人无不带有流氓气，当恶奴型小人终于被最后一位主子所驱逐，当乞丐型小人终于有一天不愿再扮可怜相，当这些小人完全失去社会定位，失去哪怕是假装的价值原则的时候，他们便成为对社会秩序最放肆、又最无逻辑的骚挠者，这便是流氓型小人。    流氓型小人的活力来自于无耻。西方有人说，人类是唯一有羞耻感的动物，这句话对流氓型小人不适合。《明史》中记述过一个叫曹钦程的人，明明自己已经做了吴江知县，还要托人认宦官魏忠贤做父亲，献媚的丑态最后连魏忠贤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把他说成败类，撤了他的官职，他竟当场表示：“君臣之义已决，父子之恩难忘。”不久魏忠贤阴谋败露，曹钦程被算作同党关入死牢，他也没什么，天天在狱中抢掠其它罪犯的伙食，吃得饱饱的。这个曹钦程，起先无疑是一个恶奴型的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转化为流氓型小人。我做过知县怎么着？照样敢把杀人犯咀边的饭食抢过来塞进咀里！你来打吗？我已经咽下肚去了，反正迟早要杀头，还怕打？——人到了这一步，也真可以说是进入一定的境界了。    尚未进牢狱的流氓型小人比其它类型的小人显得活跃，他们象玩杂耍一样在手上交替玩弄着诬陷、造谣、离间、偷听、恫吓、欺榨、出尔反尔、被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泪血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他们的一大优势在于，不仅精通流氓技法，而且也熟悉人世间的正常规矩，因此善于把两者故意搅浑，诱使不知底里的善良人误认为有讲理的余地，来与他们据理力争。以为他们不明真莫道不消魂象，其实他们早就明白；以为他们一时误会，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误会过。你给他们讲道理，而他们想鄙弃的就是一切道理。当你知道了这个秘密，刚想回过头去，他们又热呼呼的递过来一句最正常的大道理，使人觉得最终要鄙弃大道理的竟然是你。曲彦斌的《中国乞丐史》曾引述雷君曜《绘图骗术奇谈》里收集的许多事例，结论是：“对这类人不理无事，一沾边就无论如何难免要上套圈的。”此话大概能感应许多读者。反观我们身边，有的人，相处多少年都平安无事，而有的人，亲亲热热自称门生贴上来，没过多久便滋生出没完没了的恼心事，那很可能就是流氓型小人了。    流氓型小人乍一听似乎多数是年轻人，其实未必。他们的所做作为是时间积累的恶果，因此大抵倒是上了一点年岁的。谢国桢曾经记述到明末江苏太仓沙溪一个叫顾慎卿的人，做过家奴，贩过私盐，也在衙门里混过事，人生历练极为丰富，到老在乡间组织一批无赖子不断骚挠百姓，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三个字：“老而黠”，简洁地概括了一个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间那些有流氓气息的年轻人，大体不在我们论述的范畴。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了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我想，要在中国历史上举出一大串文才很好的小人是不困难的。宋真宗钓了半天鱼钓不上来正在皱眉，一个叫丁谓的文人立即吟出一句诗来：“鱼畏龙颜上钓迟”。诗句很聪明，宋真宗立即高兴了。在宫廷里做文化侍从，至少要有这样的本事。至于这样的文化侍从是不是文痞，还要看他做多少坏事。    文痞其实也就是文化流氓。与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们还要注意修饰文化形象，时不时愿意写几笔书法，打几本传奇，冒充一下学术辈分，拂拭一块文化招牌，伪称自己是哪位名人的师长，宣扬自己曾和某位大师有过结交。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一点文化品格的基本经纬，因而总要花费不少力气把自己打扮的慷慨激昂，好象他们是民族气节和文化品格的最后代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今日义士。他们有时还会包搅词讼，把事情搞颠倒了还能蒙得一个主持正义的美名。作为文人，他们特别知道与论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费在谣言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上。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洁奉公的人，并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是这帮人；在现代，给弱女子阮玲玉泼上很多赃水而使她无以言辩，只得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自尽的也是这帮人。这帮人无德、无行、无耻，但偏偏隔三差五地要打扮成道德捍卫者的形象，把自己身上最怕别人说的特点倒栽在别人身上。他们手上有一支笔，但几乎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像模像样地做过什么，除了阿谀就是诽谤。记得一位阅世极深的当代艺术大师临终前曾经颇有感触地说：“一个文化人，如果一辈子没有做成任何一件实实在在的文化事业而居然还在文化界骗得一点小名，那他到老也只能靠投机过日子，继续忙忙颠颠地做文痞。”文痞型小人脚跨流氓意识和文化手段之间，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特别具有伪装，也特别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把其它类型小人的局部性恶浊，经过装潢变成了一种广范的社会污染。试想，一群街边流氓看到服饰齐整一点的行人就丢石子、泼脏水、瞎起哄，这种很容易看出来的恶行如果由几个舞文弄墨的人在哪本杂志上换成文绉绉的腔调来干，有多少人能看出来呢？说不定都被看成是文艺批评和艺术讨论了。    四    上文曾经说过，封建专人比黄花瘦制制度的特殊需要为小人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现象久而久之也就给全社会带来一种心理后果：对小人只能防、只能躲、不能纠缠。于是小人如入无人之境，滋生他们的那块土壤总是那样肥沃丰美。    值得研究的是，有不少小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组合能力和敢死精神，为什么正常的社会群体对他们也失去了防御能力呢？如果我们不把责任全部推给封建王朝，在我们身边是否也能找到一点原因呢？    好象能找到一些。    第一，观念上的缺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社会上特别痛恨的都不是各种类型的小人。我们痛恨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的青年，我们痛恨敢于无视亲友邻里的规劝死死追求对象的情种，我们痛恨不顾一切的激进派或巍然不动的保守派，我们痛恨跋扈、妖冶、穷酸、迂腐、固执，我们痛恨这痛恨那，却不会痛恨那些没有立场的游魂、转瞬即逝的笑脸、无法验证的美言、无可验收的许诺。很长时间我们都太政治化，以某种政治观点决定自己的情感投向，而小人在政治观点上几乎是无可无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我们厌恶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们厌恶野蛮，小人在多数情况下不干血淋淋的蠢事。结果，我们极其严密的社会观念监瑞脑消金兽察网络疏而不漏地垂顾着各色人等，却独独把小人给放过了。    第二，情感上的牵扯。小人是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来说正中下怀。在这个问题上小人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们一下就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误认为知己的人。到后来，人们也会渐渐识破他们的真莫道不消魂相，但既有旧情牵连，不好骤然反脸。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特别能在情感的迷魂阵中识别小人的是两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他们的千古贤名，有一半就在于他们对小人的防范上。管仲辅佐齐恒公时，齐恒公很感动地对他说：“我身边有三个对我最忠心的人，一个人为了伺候我愿做太监，把自己阉割了；一个人来做我的臣子后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看过父母；另一个人更历害，为了给我滋补身体居然把自己儿子杀了做成羹给我吃！”管仲听罢便说：“这些人不可亲近。他们的作为全部违反人的正常感情，怎么还谈得上对你的忠诚？”齐恒公听了管仲的话，把这三个小人赶出了朝廷。管仲死后，这三个小人果然闹得天翻地复。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过很多小人，难于尽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谏议大夫程师孟，他有一天竟然对王安石说，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而自己的内心却想早死。王安石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先死，您就会给我写墓志铭，好流传后世了。”王安石一听就掂出了这个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会。有一个叫李师中的小人水平更高一点，在王安石推行新法而引起朝廷上下非议纷纷的时候，他写了长长的十篇《巷议》，说街头巷尾都在说新法好，宰相好。本来这对王安石是雪中送炭般的支持，但王安石一眼就看出了《巷议》的伪诈成分，开始提防他。只有象管仲、王安石这样，小人们所布下的情感迷魂阵才能破除，但对很多人物来说，几句好话一听心肠就软，小人要俘虏他们易如反掌。    第三，心态上的恐惧。小人和善良人们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长的情谊上的“蜜月期”，当人们开始有所识破的时候，小人的耍泼期也就来到了。平心而论，对于小人的耍泼，多数人是害怕的。小人不管实际上胆子多小，耍起泼来有一种玩命的外相。好人虽然不见得都怕死，但要死也死在战争、抢险或与匪徒的格斗中，与小人玩命，他先泼你一身脏水，把事非颠倒得让你成为他的同类，就像拉进一个泥潭翻滚得谁的面目也看不清，这样的死法多窝囊！因此，小人们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阵，使再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在很多情况下小人不是与你格斗而是与你死缠，他们知道你没有这般时间、这般口舌、这般耐心、这般情绪，他们知道你即使发火也有熄火的时候，只要继续缠下去总会有你的意志到达极限的一刻，他们也许看到过古西腊的著名雕塑《拉奥孔》，那对强劲的父子被滑腻腻的长蛇终于缠到连呼号都发不出声音的地步。想想那尊雕塑吧，你能不怕？    有没有法律管小人？很难。小人基本上不犯法。这便是小人更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无赖小人牛二缠上了英雄杨志，杨志一躲再躲也躲不开，只能把他杀了，但犯法的是杨志，不是牛二。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贴住一具高贵的生命，高贵的生命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贵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旦付出代价后人们才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又倒过来在社会上普及着新的恐惧：与小人较劲犯不着。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那句俗语“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实在充满了无数次失败后的无奈情绪。谁都明白，这句话所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着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无知者所羡慕，他们的队伍扩大了。    第四，策略上的失误。中国历史上很多不错的人物在对待小人的问题上每每产生策略上的失误。在道与术的关系上，他们虽然崇扬道却因政治思想构架的大一统而无法真正行道，最终都陷入术的圈域，名为韬略，实为政治实用主义。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政敌，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小人。这样做初看颇有实效，其实后果严重。政敌未必是小人，利用小人对付政敌，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用小人来扑灭政治观点不同的君子，在整体文明构建上是一大损失。利用小人来对付小人，使被利用的那拨小人处于合法和被弘扬的地位，一旦成功，小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将邀功论赏、发扬光大。中国历史上许多英明君主、贤达臣将往往在此处失误，他们获得了具体的胜利，但胜利果实上充满了小人灌注的毒汁。他们只问果实属于谁而不计果实的性质，因此，无数次即便是好人的成功也未必能构成一种正当的文明积累。    小人是不可多加利用的。雷君曜的《绘图骗术奇谈》中记述了不止一人先被小人利用，后来发觉后认为有利可图，将错就错地倒过来利用小人的事例，结果总是小人逃之夭夭，企图利用小人的人成了最狼狈的民间笑柄。我觉得这些故事带有寓言性质，任何历史力量若要利用小人成事，最终自己必将以一种小人化的丑陋形态被历史和人类所奚落。    第五，灵魂上的对应。有不少人，就整体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势和境遇下，灵魂深处也悄然渗透出一点小人情绪，这就与小人们的作为对应起来了，成为小人闹瑞脑消金兽事的帮手和起哄者。谣言和谎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市场？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断，大多数谣言是很容易识破的，但居然会被智力并不太低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规模传播，原因只能说是传播者对谣言有一种潜在需要。只要想一想历来被谣言攻击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多数是那些有理由被别人暗暗嫉妒、却没有理由被公开诋毁的人物，我们就可明白其中奥秘了。谣言为传播、信谣者而设，按接受美学的观点，谣言的生命扎根于传谣、信谣者的心底。如果没有这个根，一切谣言便如小儿梦呓、腐叟胡诌，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呢？一切正常人都会有失落的时候，失落中很容易滋长嫉妒情绪，一听到某个得意者有什么问题，心里立即获得了某种窃窃自喜的平衡，也不管起码的常识和逻辑，也不作任何调查和印证，立即一哄而起，形成围啄。更有一些人，平日一直遗憾自己在名望和道义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个机会能在攻击别人过程中获得这种补偿，也会在犹豫再三之后探头探脑地出来，成为小人的同伙。如果仅止于内心的些微需要试图满足，这样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觉会使他们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对位而已，而一旦与小人合伙成事后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深，那他们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难以救药了。从这层意义上说，小人最隐秘的土壤，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即便是吃够了小人苦头的人，一不留神也会在自己的某个精神角落为小人挪出空地。    五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    显然没有消解小人的良方。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认为，文明的群落至少应该取得一种共识：这是我们民族命运的暗疾和隐患，也是我们人生取向的分道所在，因此需要在心理上强悍起来，不再害怕我们害怕过的一切。不再害怕众口铄金，不再害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蝇成阵，不再害怕阴沟暗道，不再害怕那种时时企盼着新的整人运动的饥渴眼光，不再害怕几个很想成名的人长久地缠着你打所谓名人官司，不怕偷听，不怕恐吓，不怕狞笑，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立身处事，在人格、人品上昭示着高贵和低贱的界限。经验证明，面对小人，越是退让，麻烦越多。那么，只好套用一句熟语了：我们死都不怕，还怕小人么？    此外，有一件具体的事可做，我主张大家一起来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下从历史到现实的小人问题。把这个问题狠狠地谈下去，总有好处。    想起了写《吝啬鬼》的莫里哀。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根治人类身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吝啬这个老莫道不消魂毛病，但他在剧场里把吝啬解剖得那么透彻、那么辛辣、那么具体，使人们以后再遇到吝啬或自己心底产生吝啬的时候，猛然觉得在哪里见过，于是，剧场的笑声也会在他们耳边重新响起，那么多人的笑声使他们明白人类良知水平上的事非。他们在笑声中莞尔了，正常的人性也就悄没声儿地上升了一小格。    忘了是狄德罗还是柏格森说的，莫里哀的《吝啬鬼》问世以来没有治好过任何一个吝啬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只要经历过演出剧场那畅快的笑，吝啬鬼走出剧场后至少在两三个星期内会收敛一点，不是吝啬鬼而心底有吝啬影子的人会把那个影子缩小一点，更重要的是，让一切观众重见吝啬行为时觉得似曾相识，然后能快速给以判断，这就够了。    吝啬的毛病比我所说的小人的痼疾轻微得多。鉴于小人对我们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严重荼毒，微薄如我们，能不能像莫里哀一样把小人的行为举止、心理方式用最普及的方法袒示于世，然后让人们略有所悟呢？既然小人已经纠缠了我们那么久，我们何不壮壮胆，也对着他们鼓噪几下呢？    二十世纪临近末尾，新的世纪就要来临。我写《山居笔记》大多是触摸自以为本世纪未曾了断的一些疑难文化课题，这是最后一篇，临了的话题是令人沮丧的：为了世纪性的告别和展望，请在关注一系列重大社会命题的同时，顺便把目光注意一下小人。    是的，小人。    原载《收获》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左宗棠眼中的刘明灯

 

一

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岁十二月初三日戌时，木讷里刘家山边的刘家大屋里，一个男孩出世了。这个男孩仿佛注定要成一番大事业，所以出生即有异兆。他父亲梦“星球火树，千炬满堂”，于是便取名刘明灯。果不其然，这男孩“幼负奇气，习骑射，臂力过人，目炯炯如电。年十七，补武生。咸丰丁已又了中武举”。这一年，刘明灯19岁。文献记载，这一年“农业丰收，斗米百钱，丰衣足食，六畜兴旺”。于是刘家大摆筵席，招待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村自称天王，宣布建立“太平天国”。1861年，太平天国起义军石达开部抵达湖北来凤及湖南龙山茨岩塘一带，企图东趋常德，永定知县率兵防堵于槟榔坪一带。同时，曾国藩、左宗棠大力招募乡勇，作为武举的刘明灯便投效在左宗棠部下。其时，左宗棠“居骆文忠幕府。”，对刘明灯“一见奇其才”。

左宗棠生于嘉庆17年11月10日，刘明灯的父亲生于嘉庆17年4月初五日。左比刘的父亲小7个月零5天，长刘明灯26岁。民间传闻：刘明灯曾拜寄左宗棠为干爹，可惜无文献可证。

二

从有限的文献考证，刘明灯的千总职务还是曾国藩上的奏折。因为在清代，并不是所有官半夜凉初透员都可以向皇帝上奏折的。它有职责和级别的限制。清代规定：中央各部院的堂官，地方上的文职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将军、都统、提督有权上奏。用今天的职务来套，即中央各部部长和副部长，文职省长副省长，武职大军区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都有上奏折的权利。其他人员遇有非要向皇帝通信息，只有请够资格的人代为呈递了。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向皇上递上了《酌保左宗棠一军出力员弁折》：兹据左宗棠具咨请奏前来，臣悉心酌核，……武举刘明灯，请以千总归湖南遇缺即补，并赏加守备衔。……吁恳皇上恩施”。四月十七日皇上就同意了曾国藩的奏请。“谕曾国藩奏开单请奖一折。……武举刘明灯，着以千总归湖南遇缺即补，并赏加守备衔。……钦此”。应该说，刘明灯运气真好，不光是很顺利解决了待遇。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又向皇上递交了奏折，说“谨将左宗棠一军乐平大捷及击退建德、德兴等县股匪出力员弁，并案汇开清单，恭呈御览。……守备衔千总刘明灯，请以都司尽先推补，并赏赐换花翎。……”。

同治元年闰八月十六日，左宗棠亲自向皇上递交奏折“臣饬拟保参将都司刘明灯赉赴衢州府城”。得到了皇上的明确答复：“知道了”钦此。同治三年三月十三日，左宗棠上了《克复武康德清石门三县折》：“……副将刘明灯等马步七营，出孝丰、武康之间，截剿窜贼。……

烧贼营一座，贼馆数处，群贼惊抚达旦。……副将刘明灯，请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闽浙总兵缺出，请旨简放。”三月二十六日，皇上明确答复“准其由左宗棠存记汇案得奖”。钦此。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左宗棠对刘明灯这个晚辈硬是格外关心，只要有一分战绩，都要上奏。在左宗棠奏折中，有62封奏折叙述了刘明灯的战绩。

同治三年八月十六日，左宗棠又递了<<截剿窜贼，大获胜仗>>”的折子，八月二十四日，皇上“谕左宗棠。……记名总兵刘明灯赏加提督衔。钦此。”

同治四年四月十一日“现饬新授福宁镇总兵刘明灯，取道省城由兴泉以赴安溪边界，相机进剿”。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左宗棠上了一篇长达千字的奏折，对刘明灯的战绩进行了细述。“福建福宁镇总兵刘明灯冒雨进扎西洋市。……斩杀尾贼数百名……生擒五百余名”。“刘明灯等因将士夜半出队，穷追竟日，饥疲特甚”。于是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三日，皇上“谕奖刘明灯，着赏给斐凌阿巴图鲁名号”。

在左宗棠的眼中，刘明灯不仅是一位忠臣，而且是一个孝子。同治五年正月二十日，左宗棠专门向皇上呈递奏折,说“福建福宁镇总兵刘明灯，由武举于咸丰十年从臣讨贼，转战五省，无役不从，六载驰驱，思亲倍切。且其祖母年逾九十，近复衰病侵寻，请假暂回湖南永定县籍省视”。“臣惟采薇杕杜，古之劳还率还役者，曲尽人情，至今讽咏遗编，犹余忾慕。兹当余孽殄除，东南戡定之时，谨体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各如所请。请假四月，回籍省亲省墓，再赴福宁镇。伏乞圣鉴。谨奏。”

   同治五年十月初五日，左宗棠根据台湾局势，又为正在休探亲假的刘明灯上了一份专门的《调补台湾镇总兵折》。“臣维台湾地险民庞，易乱难治，镇道之选，实难其人。……惟简放福宁镇总兵，斐凌阿巴图鲁刘明灯，由湖南武举随臣讨贼，积功洊擢今职。其人谋勇兼资，廉干而善拊循，朴质而通方略，可望成一名将。以之调补台湾镇总兵，并带所部楚军新左营弁勇赴任，必期称职。惟该员系实缺总兵，应请陛见。且自简放福宁镇缺后，即随征闽粤。嗣因粤东军务速竣，回籍省亲，尚未到位。兹始销假前来，而台镇亟需整理。仰恳天恩，俯念海疆要缺需才甚急，允以该员调补台湾镇总兵，暂缓陛见，先赴新任”。十月二十四日，皇上同意了左宗棠的推荐。“着准其以福宁镇总兵刘明灯调补，即着先赴新任，暂缓来京陛见。钦此。”

三

一将功成万骨枯。刘明灯戎马半生，南北转战，概括起来，也就镇瑞脑消金兽压太平天国和镇守台湾，还有平定回族叛乱。在镇瑞脑消金兽压太平天国最令刘大人骄傲的应该是捉洪秀全的儿子洪幼天王和擒砍康王汪海洋。

1864年5月30日，52岁的洪秀全西归，他16岁的儿子洪天贵福继位。1864年7月19日，“轰”的一声，地道炸药炸开了天京城墙，天京城破。城破之后，曾老九的吉字营忙于打劫财富，确让幼天王带着一班天国主要将领逃出城外。此事成为朝野各方攻击曾老九的主要口实，也成了老九的一块心病。但吉字营以外的湘军、楚军、淮军及绿营，八旗等对此却欣喜异常，好比一个宝贝从城内流失于外，谁获得，谁将得重赏发大财。这个好事，偏让刘明灯遇上了。

据忠王李秀成招供，天京城破，幼天王洪天贵福骑着忠王李秀成的马，趁天黑逃出。可怜这个幼天王，年纪虽有十六七，但从小长在天王府，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也没有丝毫的生活自理能力。刘明灯在歙县的胜仗中，意外发现了李秀成的干儿子二殿下李土贵。李土贵招供了幼天王的行踪：幼天王留着剪齐的至肩长发，由湖州逃到广德，再经宁国逃到歙县。九月初九夜，幼天王被捉到。先将幼天王送到席宝田那里，席宝田见后大喜，预备送到北京去请功。后来有人跟席宝田说：“大人先别急着去请功，搞不好功没搞到，反招来麻烦！曾国藩先前已经上奏朝廷，说洪氏无遗类，大人说自己捉到了洪天贵福，曾大人岂不是没有面子了？还不如偷偷把这个小孩放了”。席宝田听后默默不语，但也不敢私自放了，最后把洪天贵福送到沈宝祯军中，沈宝祯便将洪天贵福处死。

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左宗棠两次向皇上递了奏折：“据提督衔总兵刘明灯禀称：八月十六日在歙南建口大捷，生擒各贼，内复搜出忠逆之子伪二殿下李土贵”。“洪幼逆、李远继等由江、闽边界山径偷越，余党计不过三四千人”。“总兵刘明灯……分路蹑踪紧追。……此浙军出境追剿迭获胜仗之实在情形也”。同治三年十月初六日，曾国藩也知道了此事，给他弟弟曾国沅写了一封家书。“沅弟左右：昨日接席宝田言玕王事、左季高奏片言幼主事”。

刘大人在镇瑞脑消金兽压太平天国战争中，打得最苦的应该是围剿康王汪海洋。康王汪海洋最初是石达开的部下。后来石达开入广西云贵，大家多有抱怨。石达开见军心欲乱，便在营前立红白二旗，说：“大家跟随我万里跋涉，路途辛苦，但只要到了四川，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如果愿意入川的，站在红旗下，想回江南的，立到白旗下”。出乎石达开意料的是，大部分人居然跑到白旗下。于是汪海洋拔下了白旗大声喝道：“跟我走！”康王汪海洋带着这十万多人，一直战到幼天王这个太平天国旗杆倒下。查左宗棠奏折，有95封上奏了康王汪海洋的战事。《刘氏族谱·简青公墓表》也细载了剿贼经过。“逆首汪海洋，踞青林堰为巢。地势险固，君欲捣其巢，贼自林中突出，君匹马奔北，乃抽刀砍贼”。“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断，复生待他年”。民间传闻，汪海洋死都不服刘明灯，曾扬言来生投胎报仇，这又牵出罗司令反正火烧刘家大屋之谜，限于篇幅，不便细述。

同治五年十月，刘明灯奉旨赴台湾就任。同治六年，左宗棠给刘明灯的搭档吴大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政声大著，民俗不变，远人安之，贤者之效可睹。”“简青可望成一名将，弟早言之。今与贤者共事，相得益彰。剔陋规，严军政，治土匪。恐数十年无此镇台。”

其实，刘明灯在台湾的工作压力一定很大。正在陕甘剿回、捻的左宗棠，给刘明灯写了一封长达756字的信。“专弁来，得展四月杪惠书。……阁下治匪则成效可稽，奸究肃清，商方派无扰；治军则声威素著，内隙既泯，外侮亦消；而操守清严，又有剔除陋规，是为佐证”。在左宗棠现存的家书中有34封信中，谈到了刘明灯。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带着“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的遗憾病逝。有长联誉赞他“为国家寄托之臣，内修外攘，余威犹壮山河色；顾时局艰屯而起，出将入相，浩气长留天地间。”遗憾的是，光绪四年就解组归里，在籍“养亲承欢，锄园莳花，绝口不言功”的刘明灯，不知道是以何种方式哀悼他的恩公。从存档的40篇祭文，65首挽诗，674副挽联中，没有找到刘明灯的只字片语。倒是光绪二年，“身荷巨任”的左宗棠，百忙中为刘明灯的父亲起楚公纂修的《刘氏家乘》之序，依然存放在刘氏家谱的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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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柏是何许人也?

 

1864年的清政府的注意力，被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内地起义军搅乱，对新疆的管理有所放松，南疆先后出现了三个较大规模的割据叛乱政权，即库车的热西于霍加、和阗的哈比布拉帕夏与喀什噶尔的司迪克伯克。

三个割据判乱政权中，以喀什噶尔的司迪克伯克危害最大。司迪克本是一个趁乱起事的西域枭雄，占城为王后感到底气不足，人心不稳，便想请一个有宗教和贵族背景的人来压压场子，后来他左盘算右盘算，最后选定了一个人，即当时避居在浩罕国的布素鲁克。

浩罕国本是19世纪的中亚国家，处于费尔干纳盆地，清初的时候也曾归附过大清帝国。19世纪初期，浩罕利用清朝衰落的机会，控制了哈萨克草原和帕米尔以西的广大地区，其疆域北到锡尔河，西达咸海，南接印度，其疆域跨越了现在除土库曼斯坦的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

在喀什噶尔割据为王的司迪克，他派人前往浩罕国请求浩罕国王艾力木浑尔汗将布素鲁克送回喀什噶尔，企图以白山派“霍加后裔”的名号哄骗人心，维护自己的统治。艾力木库尔汗听后，心头一动，立刻派人把当时正穷途潦倒的布素鲁克找来，让他好好和司迪克“合作”，为浩罕国效力。布素鲁克见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当然乐颠颠地一口答应立即前往喀什噶尔。

但是，对这个布素鲁克，艾力木库尔汗很不放心，便派了一名得力的心腹监送布素鲁克回喀什噶尔，以便从中操纵，而这个人，就是后来在新疆兴风作浪的阿古柏。

阿古柏，全名叫穆罕默德·雅霍甫；后来混了个小官，就改叫“雅霍甫伯克”(伯克为突厥语的官名)，汉译过来就叫阿古柏。阿古柏出生在浩罕国塔什干城附近，族别不明，可能是乌孜别克族或塔吉克人，但可以肯定不是维吾尔族。

1865年春，布素鲁克在阿古柏的监督下，乐滋滋地返回了喀什噶尔。布素鲁克这个人，不文不武，毫无主见，在老奸巨猾的阿古柏面前，只能做一个被操纵的傀儡。再者，布素鲁克虽然有白山派“霍加后裔”的虚号，但阿古柏却是随身带着亲兵和幕僚，表面上是说要保护和辅佐布素鲁克，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阿古柏的实际动机可想而知。

再说那西域枭雄司迪克，当他见布素鲁克身后多了一个阴险奸诈的外国人阿古柏，并且看到后面整齐的卫队后，不觉心头一惊。“请神容易送神难”，这点道理，司迪克还是懂的。

果不其然，司迪克和阿古柏都很快猜到了对方的目的。司迪克很懊悔自己的决定，布素鲁克好摆弄，但他身边的阿古柏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弄不好就变成“引狼人室”了!阿古柏见阴谋被识破，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发动兵变将司迪克杀得大败并将之赶出了喀什城。

这么快就丢掉了自己的老巢，司迪克气得几乎要发疯。心有不甘的他，随后便纠集了六七千人反东篱把酒黄昏后攻喀什噶尔。阿古柏在明知布素鲁克水平不行的情况下，故意让布素鲁克出城迎战，以便让他战败后好进行操控。果然，布素鲁克被打得大败，狼狈地逃回喀什城，求阿古柏赶紧想办法。随后，阿古柏才拿出看家本领，一举击溃司迪克的势力。在控制局面后，阿古柏于1865年4月在喀什噶尔宣布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国”，布素鲁克当傀儡大汗，实权则控制在阿古柏这个军阀手中。

而此时中亚地区也日益遭到了沙俄的蚕食，浩罕国也处在了亡国的边缘。

1865年秋，约七千浩罕残军，逃到喀什噶尔投奔了阿古柏。阿古柏见故国难保，就干脆下定决心要吞并整个新疆，把中国新疆割裂出去，占地为王。阿古柏的罪恶行径，已经完全演变成了割裂中国领土的侵略行为。

这时的阿古柏，已经不再需要什么“霍加圣裔”之类的傀儡，随后布素鲁克被阿古柏一脚踢开，最后以去麦加朝觐为名，将布素鲁克赶回了浩罕，阿古柏则自称建立所谓的“洪福汗国”，开始了军事独半夜凉初透裁和宗教极端统治。

西域展雄风  看我张家界人

 

早在沙俄侵占伊犁的时候，左宗棠已经非常警觉，当下就写信给正在休假的部将刘锦棠，让他假满后立刻募练数千湘勇准备西行。-------同时左宗棠也看到朝廷当时派往新疆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满族贵族根本无力解决新疆危难，便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向清政府请缨，筹议出关大略，敦促清廷立刻对新疆用兵。

清廷于1865年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关外用兵、粮饷转运等各项权力，令左宗棠准备开进新疆平乱。                              1876年4月，左宗棠将自己的行营从甘肃省城兰州移驻到肃州(今酒泉)，就近指挥收复南北疆之战。

    阿古柏得悉左宗棠所率的清军已经西进，赶忙由阿克苏奔至托克逊，召集党羽们部署防御。最后，以刚投奔过来的白彦虎和新疆叛党马人得两部伪军驻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另派兵防守胜金台、辟展(今鄯善)一线。阿古柏以为清军会南下进攻，因而把主力两万多人都布置在了达坂、吐鲁番、托克逊，分兵把守，试图顽抗。

令阿古柏没有想到的是，在左宗棠的手下，有几位了不起的张家界人，一个是张家界的席大成总兵，另外几个是永定区后坪镇新木岗刘明灯的几个弟弟，刘锦臣副将，刘耀庭副将等。

《大庸县志》记载：“席大成(1835—1885)，从小练就一身武艺。咸丰七年(1857)，投效清军老湘营，因镇瑞脑消金兽压太平军受清廷赏识提升为总兵，赏雄勇巴图鲁名号。

同治六年(1867)，中亚浩罕国安吉延人阿古柏，在英、俄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支持下，侵人中国喀什，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分佳节又重阳裂中国领土。陕甘总督左宗棠于当年三月奉命征讨，檄调席大成率部从征。席身先士卒，常赤脚上阵，部属均奋勇争先。攻克西宁州，迪化州，斩俘叛逆万余人。战斗中他负重伤。十趾磨烂，春寒毒发，双脚血污，双肩背脊下，楔子深入骨缝中，取楔子时忍受剧痛折磨，卧床五个多月。伤势稍愈，即率孤军远征吐鲁蕃、喀什、鸟恰各城。在给养枯竭，饮水困难、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急行军十余日，其中三日无粮，条件极端困苦。但席部斗志坚，出其不意攻人喀什，扫清伊犁叛敌。席大成在这次征战中遍体鳞伤，仍负痛上阵，勇猛拼杀，兴起时赤膊光脚，军中呼为席蛮子。在平定阿古柏叛国分佳节又重阳裂，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清廷赐以头品顶戴，穿黄马褂、赏霍隆武巴图鲁名号，记名提督，实授宁夏巴里坤镇挂印总兵。”

据左宗棠的日记和奏折记载：1876年8月上旬席大成总兵和刘明煌二部清军从阜康出发，避开大道走小道，声东击西，出乎意料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今米泉)。原来大道虽然进军速度快，但供水相对困难，而小道速度稍慢，但水源充足，乘其不备，倒有奇兵的效果。于是左宗棠向皇帝上了《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赏穿黄马褂头品顶带记名提督，霍隆武巴图鲁席大成，……勇敢过人，饶有识略，此次攻城，劳绩丕著，均请破格恩施”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十六日，光绪皇帝批复“均着赏给云骑尉世职”。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十八日《剿除沙雅尔逆回分道进规喀什噶尔各城折》：“提督席大成、戴宏胜带步队，亲率以行。十月初八夜三鼓拔营，初九日抵宁河滑蹄，初十抵巴河。侦知贼复串哈番西五十里，屈乌克拱拜地方，河流深阔，贼过后，船筏均提泊彼岸。刘锦棠令缠回踩浅觅路，策马先行，马步继进。诇知贼尚居原处，官军号鼓齐鸣，整队而前，麻木尔嗾众鏖斗，枪炮环施，……席大成，戴宏胜奋威冲击，贼不能当。马队中有旧识麻布尔者，测准开枪，正中麻木尔面颊，子由口内穿耳旁出，贼众惊溃。”

刘锦臣的墓志铭：“公自弱冠提三尺剑，驰驱万余里，身经百战，险阻备尝。”

刘耀庭的墓志铭记载：“在新左营效力十三年，从征乌鲁木齐，攻克巴燕戎城，剿灭和州串贼，边境勘定，保升副将。光绪二年正月，以关陇肃清，特晋总兵，赏给霍隆武巴图鲁名号，十月，奉檄会同湘军出关，剿贼乌鲁木齐，玛纳斯城，先后攻克，叙功晋提督衔。”

这些碑文忠实记录了他们，驻守乌鲁木齐，清剿阿古柏残敌，并以主力之势震慑阿古柏不敢北犯；有了屏护，率军继续西进。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的守敌听说乌鲁木齐已经被清军收复，大都闻风溃逃。

 

兵败如山倒。阿古柏见大势已去，在库尔勒气急暴病而死。有人说阿古柏是因浩罕被沙俄占领而绝望自杀的，但也有人说是被人毒死的。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个在新疆兴风作浪十几年的阿古柏总归是魂归西天了。

张家界人是最讲情义的，我们在《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一辑中，找到了席大成等人的谢恩折：“谨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湖湘下士，军旅粗材。久厕戎行，愧无寸效，……兹复以远塞会师，坚城连下，更邀圣恩逾格，世职优加。闻命自天，咸感无地。唯有互相奋勉，扫余孽于星海东西，勉效趋驰，靖残氛于天山南北。誓竭驽骀之报，聊申犬马之忱。……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值得一提的是，平定新疆阿古柏之乱的左宗棠所率湘军，不少湖湘子弟，在西域风沙漫天、戈壁千里的战场上，一展雄风，为保住祖国宝贵的疆土而披坚执锐、义无反顾，很多人甚至捐躯疆场。

翁曾桂，字筱珊，一写小山，小名松儿，是翁同酥胞兄翁同书第三子，道光十七年（1837年）7月生于常熟。同治十二年（1873年）5月，翁曾桂补为刑部湖广司郎中，萱调浙江司。时年11月，浙江余杭发生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在西太后干预下，翁曾桂作为刑部浙江司的承审人员，担任了该案的“主审”，亲自组织开棺验尸，证明并非毒死，实系因病死亡。其后，翁曾桂又参加了午门兵丁殴打太监事件，因问案认真，受到上下好评，刑部吏部引荐擢用，于是1881年（光绪七年正月）2月外放湖南衡州（今衡阳市）知府。他到任后，清理狱讼，宽猛相济，衡州秩序明显好转，并深得历任湖南巡抚卞宝第、玫韶等人的好评，此后，被调任常德知府和长沙知府。

光绪二十年七月（1894年8月），翁曾桂署湖南按察使。同月，江西按察使出缺，被擢任。1898年，翁同酥因支持光绪推行维新变法，开缺回籍。翁曾桂邀叔父在江西休养，1898年9月23日，电传谕旨，令翁曾桂捉拿翁同酥和门生内阁学士文廷武，翁曾桂以“内外确查，委无踪迹，不知现在何处”复奏，示意文廷武经过湖南卄转上海，最后逃到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1902年11月23日），翁曾桂简任浙江布政使。翁曾桂曾用自己历年积俸，在常熟城内造“久园”，1904年10月20日（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二日）翁曾桂因病陈情开缺，得旨允准，不久病逝，葬虞山。“文瑞脑消金兽革”中，他的墓被打开，有目击者说：他的尸体虽历五十多年，仍未腐烂，“一身顶戴，栩栩如生”，被：“暴尸七日”。现“久园”已改为常熟市人民医院，原所藏字画，在1938年被日军樊掠。

有感于人世沧桑，不由感慨万千，对书痴坐，搁笔良久。

伤人世沧桑，对书痴坐，感慨万千，搁笔良久。

 

 

                      侯昌铭

 

    甲午之役，丧师辱国，耻莫大焉。是役自朝鲜开衅，讫烟台换约，先后二年。昌铭身历其境，闻见详确，慷慨咏叹，不觉言之长矣。

一

忆却越裳贡，悠悠又十年。甲申法军夺安南。

五云朝御阙，于颐和园建排云殿为万寿受贺之所。万马夜窥边，四月日本肇衅朝鲜，七月始绝和宣战．

爱听和戎乐，愁闻薄伐篇。

燎原星火细，肇衅自朝鲜。

二

 

亦自恭藩服，孱王剧可怜。

积柔招外侮，谋国误婵娟。朝鲜闵妃为祸首。

风雨迷三岛，烽烟暗九连。九连城为入辽要道，仓卒失陷。

堂堂汉旗鼓，无将勒燕然。叶志超自牙山溃至平壤，卫汝贵诸军退过鸭绿江，任倭兵深入。

三

 

 弃甲输平壤，  扬舲委大同。大同沟一战，伤我战舰五艘，海军精锐尽丧。愁云连阵黑，京师入夏多风雨，密云四布，咸指为败征。警火彻宵红。

铁骑千营壮，戈船一战空。

徒闻君叔死，碧血溅蒿蓬。平壤师溃，安州尚有马队八营，叶志超弃之不顾，独左宝贵血战阵亡。

四

 

坐失长江险，前途竟不闻。鸭绿天险，竟委而弃之。

蛮夷呼大长，卿子号冠军。倭帅大鸟圭介知兵能战，宋庆帮办北洋，节制诸军。

画地余降垒。摩天莽阵云。

能无知遇感，以死报吾君。宋庆至奉天，凤凰城已失，扼守摩天岭，入奏有“以一死报皇恩”之语。

  

五

 

 淝水兵方合，街亭将已逃。卫汝贵自平壤溃退，日行数百里无反顾，倭军尾入凤凰城。

不同温序死，  终染遏隆刀。十二月二十一日，廷旨以卫汝贵临敌退缩，贻误大局，戮于菜市。

越鸟羞鸣毂，左宝贵中弹阵亡。胥囊怒卷涛。水师提督邓世昌大同沟战败，投海死。

无颜随左邓，怜尔一鸿毛。

六

 

岳岳黄金垒，楼船镇海东。金州即唐之黄金山，司顺在其南，我曾设有炮台船厂。片帆飞马岛，倭兵由对马岛至，金州绕出旅顺背。一炬火蛟宫。旅顺沦陷，船炮俱毁。

虏骑浮云白，倭马队至金州登岸，马晕眩不前。我军不与截击，坐失机宜，降旗映日红。

犹余赵充国，抗疏补天聋。旅顺既失，龚兆玙等遁至烟台，李鉴堂中丞欲诛之，龚等乞救于李鸿章，仅议革职。鉴堂抗争，遂有拿问之旨。

七

 

喜报连山捷，呼风渡草河。聂士成连山小捷，伊克堂阿进攻草河，直抵凤凰城下。危城崩杞妇，险地失蓬婆。侍卫杨永山猛扑凤凰城，中弹阵亡，城复为倭兵踞。马革谁扶榇，鸰原尚枕戈。永山之兄寿山投军效力。

千山无恙在，雪暗海门波。千山在海城东北，复州失守，海城亦陷。

八

 

师老仍河上，妖氛又盖平。宋庆赴援旅顺，倭兵已逼盖平。

奇谋穷九拒，大节见双旌。盖平失守，章高元、徐道邦议处，杨寿山、李仁党阵亡。冰合菊花岛，天寒折木城。

甘泉犹望报，冷落亚夫营。宋庆驻营口，师老无功，与章、徐同议处。

九

 

衔枚三十万，疲命不为家。时关内外各军近三十万。

争挽嫖姚弩，翻乘博望槎。张荫桓、邵友廉奉旨赴日本求和，日本拒之。

黄金输大阪，白针乩胡沙。

岁暮天寒甚，连营尚鼓笳。张使已渡海，十五日倭兵又夺我盖平。

十

 

谁请上方剑，孤臣血泪涟。御史安维峻请诛李鸿章，被议发军台效力。

直虹应贯垒，大雾欲沉天。北洋为丁汝昌乞恩云：美国人有能成雾气者，惟丁汝昌能驾驭之。枢臣竟信其说，上闻。

厉鬼嘘阴火，安维峻折有云：和议之成，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芒牛叫暮烟。四月初，京师南下洼子有土芒牛鸣芦苇中；观者日万人。

已成九州错，无铁付施全。

   

十一

召募穷边徼，安危寄老臣。以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汉满各军，宋吴二人帮办。

贰师能绝汉，三户可亡秦。临时募湘军数十营。

整暇连乡卒，轻肥入幕宾。

崆峒迎使节，塞柳已回春。刘坤一受旨后，数月始至。季冬出京，拟孟春入驻山海关。

十二

岁月更皇律，乾坤尚战场。

孤悬城不夜，坐失海朝阳。山东荣城以除夕失守。荣城即古不夜城，朝阳口在其北。伤乱怀明哲，思亲望故乡。

六年新旧换，举目感沧桑。自己丑入都，于今六年。

十三

几辈从军乐，无才抱膝吟。吾湘京僚多请从者，刘坤一谓非好名即好利。

朝正停岁首，有旨停新春朝贺筵宴。悔祸识天心。

应上贤臣颂，重颁大宝箴。

阳春新布泽，洗甲听薰琴。   

十四

又报登莱警，妖氛据上游。正月初五，倭兵取威海，窥登州。李鉴堂退驻莱州，烟台亦危。

蓬山风引去，沧海水横流。倭兵自落风港登岸，我舟师悉遁。

罴虎连营寂，鱼龙彻夜愁。

空余双岛在，雨雪暗神州。

十五

溃将兼逃卒，纷纷奈尔何。

贪生工避寇，怯战敢言和。丁汝昌率舟师进入刘公岛，竖白旗乞降，旋殒命舟中，译使空持节，张使至日本递国书求和，日本仍拒纳。孤臣尚枕戈。

田横齐壮士，蹈海激颓波。威海失守，候补道戴宗骞吞金自尽，余多逃降。

十六

积雪埋千帐，寒云莽太平。宋庆攻太平，得而复失。时大雪，士卒苦之。

耿恭仍拜井， 赵括侈谈兵。正月初九，吴大澂率湘军出关，遍揭檄文，虚张声势。擒纵空传檄，吴檄文中有“七纵七搞”之语。迁延愧请缨。

南来诸子弟，一例饱长鲸。湘军至牛庄，魏午庄、李健斋两军大败，伤亡甚众，吴大澂先遁。

十七

 战守均无策，权全付老臣。李鸿章入京主和，派为全权大臣，出使日本。

似闻卿子节，犹胜武侯巾。刘坤一驻军山海关，毫无振作，不满人意。

万国存公法，群酋拜异人。李鸿章入京，各国公使咸相迎送。

天颜应可喜，丞相汉平津。

十八

几贼来君叔，台星夜不光。

乞怜遭瘈狗，走险困封狼。李鸿章至日本，被日本乱民以枪击伤左颊。

国望推韩富，阴谋授熺雱。李鸿章之使日本，其子经芳副之，和约多出其手。

竟成孤注掷，卢雉两仓皇。日本要挟数十款，贪残无状，鸿章竟草草画诺归，

十九

 

不见澶渊使，空传冒顿书。鸿章自日本定约归，请十日坐候朝命，旋至烟台换约。人言殊可畏，日本和约挟制万端，各大臣皆俯无违词。惟各衙门司员及各省公车皆愤起攻，讦议论沸腾，进御者日有万言。国事竟何如。

名土新亭酒，诸友聚饮陶然亭，有痛哭泣下者。秋田下潠庐。和议成，京僚纷纷告假归。

故人尽归去，寂寞楚三闾。自文廷式请假后，奉旨禁止，湘僚无请假者。

    

   

按：陈寅恪大师一贯主张以诗证史，在中日甲午战争这场以“国运”相搏的大战中。一个在光绪皇帝身边担任内阁中书的张家界人侯公昌铭，写下了《甲午感事》十九首，忠实的记录了他身历的甲午战争-----

 

 

侯昌铭诗中的甲午战争

 

侯昌铭，张家界市永定区后坪镇侯家湾村人。光绪11年（1885年）中举，光绪15年（1889年）入内阁，担任内阁中书，具体管理诰敕房事务，给光绪皇帝收集奏折并撰写诏书，在内阁十年，他目睹了清廷腐佳节又重阳败，尤其在甲午战争期间，他遍览了各方奏折，洞悉战争的全程，“甲午之役，丧师辱国，耻莫大焉。是役自朝鲜开衅，讫烟台换约，先后二年。昌铭身历其境，闻见详确，慷慨咏叹，不觉言之长矣。”于是，写下19首长诗，忠实记载了他亲身经历的甲午战争。

一

 

“忆却越裳贡，悠悠又十年。

五云朝御阙，万马夜窥边。

爱听和戎乐，愁闻薄伐篇。

燎原星火细，肇衅自朝鲜。”

 

“燎原星火细，肇衅自朝鲜”。一语道破：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

在光绪元年(1875年)秋，日本兵舰闯入朝鲜江华岛，逼迫朝鲜签约。当时，日本人派人到总理衙门问朝鲜是否中国属国，若为属国，则由中国来主持朝鲜通商之事。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居然答说：“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日本人听后，冷笑而去。1876年春，日本和朝鲜签订条约，认定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在仁川、元山两地开埠通商。

1863年朝鲜国王死的时候，没有留下后代，由大院君的次子李熙继任。由于李熙的年龄尚小，便由其生父大院君摄政十年。大院君是个排外守旧的人，看不惯新事务，极其讨厌和洋人打交道。

“亦自恭藩服，孱王剧可怜。积柔招外侮，谋国误婵娟。

风雨迷三岛，烽烟暗九连。堂堂汉旗鼓，无将勒燕然。”十年后，国王李熙亲政，娶了个王妃闵氏。和大院君相反的是，闵氏却是个喜好新鲜事务的亲日派，国王李熙很是受她影响。但由于大院君执政时间较长，朝鲜王廷就形成了新旧两党。日本人趁着两党相争的机会，在朝鲜内部竭力培植亲日势力。在1882年的夏天，朝鲜兵士因为军饷问题向大院君投诉的时候，大院君便 ** 说，造成你们停发军饷的原因是闵王妃和日本人，你们去杀了他们，我到时自然给你们做主。这些朝鲜士兵本来就讨厌日本人平时的飞扬跋扈，既有大院君替他们撑腰，便开始冲击日本大使馆和闵王妃的家族场所，这就是 “壬午兵变”。 

 

 

 

二

“弃甲输平壤，扬舲委大同。

愁云连阵黑，警火彻宵红。

铁骑千营壮，戈船一战空。

徒闻君叔死，碧血溅蒿蓬。”

 

 

1894年的朝鲜王廷也已是日薄西山，民怨沸腾，朝不保夕。“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东学党人起事后，一呼百应，很快占领全州，并扬言直捣王京。朝鲜只好前来天朝借兵助剿。清廷驻朝鲜总代表袁世凯接到朝鲜的“借兵”申请后，便请示上级领佳节又重阳导李鸿章是否出兵，李鸿章沉吟再三，向皇上奏请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带兵两千多人开赴朝鲜。   

按照《天津条约》，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可以出兵。请神容易送神难，日本人去了可就不想走了。在接到中国的照会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先派八百日军进入朝鲜，随后大队人马继续跟进，兵力一下子升到八千多人，远远超过了在朝清军的数量。日本此时急于出兵，并非为帮助朝鲜平定叛乱，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朝鲜的控制。

  

 

三

“坐失长江险，前途竟不闻。

蛮夷呼大长，卿子号冠军。

画地余降垒。摩天莽阵云。

能无知遇感，以死报吾君。”

 

在日本人的逼迫之下，光绪皇帝多次谕令李鸿章立刻备战，“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唯该大臣是问!”李鸿章慑于严责，加上日本人完全关闭了外交谈判大门，只得派兵入朝增援。

“淝水兵方合，街亭将已逃。不同温序死，终染遏隆刀。越鸟羞鸣毂，胥囊怒卷涛。无颜随左邓，怜尔一鸿毛”。入援平壤的计划还比较顺利，记名提督卫汝贵率盛军6000人由大沽口登船，提督宋庆和总兵马玉昆率毅军2000名由旅顺登船，分别至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另外，总兵左宝贵率奉军3500人、副都统丰升阿率练军1500人也渡鸭绿江入朝，四路大军于8月上旬分别进驻平壤。

“岳岳黄金垒，楼船镇海东。片帆飞马岛，一炬火蛟宫。虏骑浮云白，降旗映日红。犹余赵充国，抗疏补天聋。”在陆路进发的同时，为增援牙山的叶志超部，李鸿章派总兵江自康率天津练军2500人，雇用英轮高升、爱仁、飞鲸三船运兵前往牙山。为防不测，又调派北洋舰队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由于牙山登陆困难，三船同时到达的话，一时间难以同时上岸，于是三船分批出发，爱仁号最先，飞鲸号次之，高升号最后。

7月30日，清廷宣布日本首先开衅，撤回所有驻日使馆和领事署，并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馆和领事馆。而在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向驻东京各国公使发出通告：“本大臣荣幸地通知阁下：帝国与清国现进入战争状态”，其盼望战争的急切心情，昭然若揭！

8月1日，清廷下诏正式对日本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睦仁也宣布对大清帝国宣战，两国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

中国当时的作战计划稍显简单，即调派陆军于平壤，再南下驱逐日军；同时，以北洋海军扼守渤海湾口，对陆军进驻朝鲜起到掩护作用，作战计划以陆军为主。

而日本大本营制订的作战计划则要复杂得多，但战略重点却和清军反其道而行之，以海战为基础，再决定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叶志超见清军的实力不足以和日军对抗，便和聂士成率主力从朝鲜东海岸绕道北上，渡过汉江和大同江后，在酷暑中行军二十多天，行程两千多里，最终于8月21日和28日到达平

叶志超、聂士成部三千五百余人抵达平壤后，清军在乎壤大概有一万五千多人。而日军也不断向朝鲜增派部队，9月上旬，进入朝鲜的日军接近两万，在第五师团长野津贯道的率领下，先锋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已经进抵平壤城外。9月15日，日军分四路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

“几辈从军乐，无才抱膝吟。朝正停岁首，悔祸识天心。应上贤臣颂，重颁大宝箴。阳春新布泽，洗甲听薰琴。”再说守卫平壤的清军，平时间各将领互不统属，在日军的大举进攻前，才最后推叶志超为统帅。叶志超当年的确是淮军猛将，上阵凶猛，个性暴烈，当年干的就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但因为多年不打仗，如今和大多数宿将一样，早已是吃得膘肥体壮，人称“叶大呆子”。

叶大呆子听说日军来攻，害怕平壤的后路被日军从海上登陆后切断，便又分兵数千驻守在安州、肃州和义州三地。想法固然不错，但这样使得驻守平壤的清军人数减少到不足一万人，在日军的优势兵力面前，平壤的防守又增加了困难。不过话说回来，日军后来果然在元山登陆，抄袭了平壤后路。

9月15日拂晓，日军两支队分成东西两路，向平壤城北玄武门发动钳形攻势。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清军发动了猛攻。广大清军将士虽然奋不顾身，顽强抵抗，但在日军的12门山炮轰击下，城外堡垒一一被破。

日军随后又兵分三路，攻击牡丹台。在日军炮火的猛轰下，牡丹台宣告失守。在玄武门上督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势不可挽，决心以死报国。为鼓舞士气，左宝贵换上御赐朝服，亲燃大炮，连发36颗榴弹。日军对玄武门发动三次突击，但都被清兵击退，随后双方在壁垒中展开了白刃战。激战中，左宝贵身中两弹，但仍旧坚持指挥作战。后来日军的攻击更加猛烈，霰弹对准玄武门连发，左宝贵不幸被霰弹击中，当胸而亡。

左宝贵乃回中将领，多年战功升为总兵，平壤之战朝服捐躯于玄武门上，壮哉!后来，光绪皇帝作《御制祭文》悼念说，“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王蕲新也在《为左忠壮公书衣冠墓门坊》里说，“本期痛饮黄龙府，不意难回落日戈!”

“积雪埋千帐，寒云莽太平。耿恭仍拜井， 赵括侈谈兵。擒纵空传檄，迁延愧请缨。南来诸子弟，一例饱长鲸。”9月16日清晨，日军进入平壤后，发现城内清军已经消失得一千二净，而城内丢弃的武器、弹瑞脑消金兽药、粮饷等，遍地狼藉，全部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在整个撤退过程中负有重大责任的叶志超，带领残兵败将，草木皆兵，雨夜狂奔三百里，退回中国境内。平壤失守后，朝廷震怒，叶志超后来被械送京师，定斩监候。卫汝贵也因没有反对叶志超撤兵，加上其所部军纪败坏，纵兵抢掠，被斩立决。

卫汝贵是淮军宿将，多年不打仗，援朝时已经年过六十。据说，其妻曾寄信给他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诚守妇诫，言听计从，遇敌则逃。后来日本人获得此信，一时传为笑柄，并在教科书上引用，以戒国人。

日本旗开得胜，好不得意。在攻占了平壤后，于9月底向朝鲜北边的义州进发，10月下旬即在义州集结完毕。

义州的对面，隔着鸭绿江，就是中国的九连城了。

    隔江相望的，则是人称“白发将军”的宋庆和满人将领依克唐阿所率的淮军和镇边军，加上从平壤撤退的部队，也有八十一营三万多人。这些部队对着虎视眈眈的日军，沿着鸭绿江布防几十里，正焦急又无奈地困守九连城。

   可叹的是，大清体制，仍旧停留在打太平天国的水平，指挥体制上各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后勤没有保障，当兵只为军饷，将领自大而昏聩无能，这样的军队，打打农民起义军还可以，对付日本的近代陆军，岂有不败之理?

由于甲午战争中淮军屡屡受挫，声名狼藉，帝党和清流们一片鼓噪，清廷决定起用湘中宿将。此时，湖南巡抚吴大潋奏请率湘军北上，左宗棠旧部、曾国荃旧部、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等，也得令募兵北援。随后两江总督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防剿各军，规复失地。但是，启用这些人也未见成效，从1895年1月开始，清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四次反东篱把酒黄昏后攻海城，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1895年1月20日，日军最终选择了荣成湾登陆。这一天，大雪满天，朔风劈耳，日军的登陆活动共进行了五天，全军三万多人和三千八百多匹战马全部登陆上岸。由于清军分散各地，日军在进军威海的途中，每次战斗在兵力上都处于绝对优势，因而很快就攻到了威海卫。

    “溃将兼逃卒，纷纷奈尔何。贪生工避寇，怯战敢言和。译使空持节，孤臣尚枕戈。田横齐壮士，蹈海激颓波。”在形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丁汝昌其实也是束手无策，为了不使剩余军舰落入敌手，丁汝昌和刘步蟾在九日夜间商议后，下令将受伤搁浅的定远和靖远两艘巨舰炸毁。十日晚，定远管带刘步蟾在炸毁自己座船后，心情极度悲愤，生吞鸦片自杀身亡。

   一代海军英才，就此陨灭!

   毁船前夜，一些洋员和清军官半夜凉初透员见势不可为，也纷纷私下商议投降之事。最后丁汝昌下令各管带同时沉船，但诸将不应。丁汝昌坚守的最后一天晚上，丁汝昌接到烟台来的密信说“全力冲出”，知道援军已彻底无望。丁汝昌无计可施，提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突围，以求冲出几艘军舰，但此议无人响应。

    此时的威海，已经人心涣散，无人服从命令。丁汝昌几次派人去将镇远击沉，最终却无人动手。当夜，阶下很多水陆兵勇，哭求丁军门放一条生路，丁汝昌见状也是心如刀绞。

    当天深夜，丁汝昌万念俱灰，生服鸦片自杀，辗转到清晨，才痛苦地死去。随后，护军统领张文宣和镇远的继任管带杨永霖也先后自尽殉国。

   四次反东篱把酒黄昏后攻海城失败后，中日两军又在大平山展开激战，日军在付出伤亡400多人的重大代价后，最终占领了大平山。由此，辽南所有城镇要塞，都已被日军占领，大清帝国的湘淮诸军，锐气尽丧，已无心再战。这时，朝廷中的主战派个个缄口不言，小皇帝光绪召见军机大臣讨论战事，“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由于害怕日军继续进军，清廷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屈膝求和。

“战守均无策，权全付老臣。似闻卿子节，犹胜武侯巾。万国存公法，群酋拜异人。天颜应可喜，丞相汉平津。”萧萧细雨，李鸿章受命从天津启程，驰往东洋岛国。李鸿章一行人抵达日本马关，到后次日，即以春帆楼为会议所，互勘敕书开始谈判，日方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人都亲自参加谈判。

“几贼来君叔，台星夜不光。乞怜遭瘈狗，走险困封狼。国望推韩富，阴谋授熺雱。竟成孤注掷，卢雉两仓皇。”原来，日本在谈判中拒绝李鸿章的停战提议，乃是处心积虑地想夺取台湾。就在前一天，日本舰队和五千陆军已在澎湖登陆，并于两日后占领了澎湖，为侵占台湾做好了准备。

正当日本人意得自满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让日方措手不及。李鸿章结束谈判后乘轿返回引接寺时，日本人听说李鸿章经过，就像现在粉丝见明星一样，都争着前来观看。

    当李鸿章的轿子从人群中穿过的时候，突然一个日本壮汉暴起跃出，对准老李面上猛地开了一枪，枪弹当下击中李鸿章左眼下，顿时满脸是血，老李当时还算镇静，手掩创口，到了旅馆之后才厥倒在地，不省人事。

   这个凶手名叫小山丰太郎。此人认为李鸿章是日本对华战争的主要障碍，曾有计划赴天津行刺，但因买不起船票而无果，这次李鸿章来日本，机会难得，才有此暴行。但小山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爱国行为”拍到政府的马脚上，后被山口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哭都来不及。

    李鸿章被刺的事情，让日本政府很是被动。最后天皇被惊动，急忙派出御医前往护理，皇后还亲制绷带以示慰问。

春帆楼外，冷雨萧萧。这次谈判老李说得口干舌燥，但日方丝毫不肯让步。李鸿章走出春帆楼时，已是一个无边的黑夜。

“不见澶渊使，空传冒顿书。人言殊可畏，国事竟何如。名土新亭酒，秋田下潠庐。。故人尽归去，寂寞楚三闾。”光绪皇帝“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在海军已覆、陆战不能的万般无奈之下，光绪皇帝只得批准最后议定的《马关条约》。

光绪皇帝深感上愧祖宗，下慊国人，随后下罪己诏：“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体谅也”。

皇帝要老百姓体谅，可谁去体谅老百姓呢?

侯鸣珂，字韵轩，湖南澧州永定县(今大庸市)二家河侯家湾人。生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病故，享年64岁。

　　鸣珂生性聪慧，五岁时即受其父侯兆恒教读，对“水可作黎庶，舟可作人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深解。咸丰八年(1858年)即为戌午科优贡，考选八旗官学镶黄旗汉教习，后任陕西署孝义厅(今柞水县)抚民同知及韩城、沔县、兴平、保安、凤翔、渭南、咸阳、平利、白河等县知县。

　　同治二年(1863年)，孝义厅阴雨、大雨60多天，庄稼霉烂在地，加之洪水冲淹，收获甚微；同治三年(1864年)，蝗虫自东而西，遮天蔽日，食尽山川田禾。是年冬孝义厅户户断炊，满目哀鸣，饿殍满地，厅署官半夜凉初透员纷纷逃遁。就在这生灵涂炭之际，鸣珂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奉命任孝义厅抚民同知。上任时行至车家河，见荒野遍尸的情景，即刻泪水长流。他未听夫人劝阻，强行进入一家宅院，发现一具尸体横在院中，死者嘴里还含着一块没有咽下去的观音土，便对天盟誓：“不解民倒悬，鸣珂宁愿一死！”到厅城的当晚即亲写呈文，将灾情禀告省抚，请求赈济。不久，省府拨下百万斤赈济粮。粮食到厅后，鸣珂亲自赶着骡马把粮食送往各地，拯救了待毙饥民二万多人。接着他又到营盘、蔡玉窑等地发动人民开展春耕生产。自己一块和灾民下田插秧，一块上山挖地，一天只喝一顿包谷粥。回到厅城后，除多次告诫官半夜凉初透员“与民共淡泊”外，还给自己和家人规定：“一日三餐，不得过斤，洋芋、包谷和糠菜各三一，不得妄加细粮。”痒生余言吉，不甘忍受无油的粗饭，向一百姓勒索了10斤猪板油，自食5斤，将5斤送给鸣珂夫人杨芝香。鸣珂得知后，拍案大怒：“刮民脂膏，如杀我父！百姓倒悬，尔等安享清福，不堪造就！”当即升堂问罪。除将余言吉削职为民外，并下令对其妻杨芝香杖股四十。芝香当场承认错误，声泪俱下表明：“后悔莫及。”鸣珂怒斥：“知过并非无过，不动刑杖尔不会以此为鉴。”众衙役迟迟未动，并恳求鸣珂开恩免除夫人刑杖。鸣珂反斥道：“为官者和家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芝香不但不与人民共甘苦，反而接受贿赂，与盗贼为伍，蚁穴可溃千里堤，小漏不补船沉江。倘若我不动刑杖，骄纵野马又脱缰！”芝香听罢，深感鸣珂言之有理，遂对衙役说：“古人有言：‘官清民无怨，上梁不正下梁歪。官人若不动刑杖，堂堂正气付东流。同知治家失严厉，安民除暴成空谈。四十刑杖我愿受，知过必改不悲伤。”衙役听罢，才打了芝香四十大板。此后孝义厅军政官半夜凉初透员都以鸣珂为榜样，躬身为民，同人民一起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在鸣珂来孝义厅之前，全厅只有两所私塾，一所义学，在校学生只有23名。鸣珂喟然长叹：“教育为一地振兴之基，学校寥寥无几，学生寥若晨星，孝义难兴也！”同治六年(1867年)，鸣珂捐俸银80两，又到处奔走，在商户和富户中募银2000多两，创办官学一所，收纳学生86名。由于师资不佳，鸣珂于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日到校讲课。同治七年(1868年)，有13名贫寒学生辍学，鸣珂又捐俸银50两进行资助，使辍学学生全部入学攻读。

　　鸣珂办案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从不屈就权势。同治五年(1866年)，乾佑关守备汪宪忠之子汪林勇，抢走石嘴子首饰店刘汉本银镯十对，在刘汉本阻拦时又举刀将其砍伤。守备汪宪忠知其子罪行严重，深夜给鸣珂送银200两，请求开释。鸣珂勃然大怒，除将200两贿银发送贫户外，痛斥汪宪忠：“你儿乃乱臣贼子，你身为守备不去诛伐，反为其开解，何以为官？”后即禀报省抚和三法司，将汪宪忠削职，并处汪林勇死刑。

　　同治七年(1868年)三月，鸣珂在朝廷和湖南为官的6个儿子相约到孝义厅看望父亲。他们到孝义厅后，见这个地方山大林深，百姓贫困，共同商议劝父亲回湖南为官。鸣珂听了非常生气，声严色厉地问6个儿子：“你们身为朝廷命官，你们知道为官之道吗？”6个儿子面面相觑，无言以对。鸣珂严肃地说：“知民、助民、为民分忧解困，系吾为官之道。你们切记，此乃留给尔等‘家产’，虽系无形之物，但胜似万贯。正因为孝义人民贫困，我才决意在此同人民同甘共苦，不解民倒悬誓不罢休！如果逃之夭夭，岂不有损这一为官之道？”

　　同治九年(1870年)，在孝义厅人民摆脱饥荒，生产、生活步入正轨之时，鸣珂奉调离任。面对出乎意料又与他决心相悖的调令，他深感在任五年“利未兴，弊未除”，没有把百姓“共跻春台”(见《劝民歌》注)，在离任时“还有些未了事替民关怀”，熬夜作《劝民歌》“叮咛劝诫”。歌文如下：

奉宪檄来义川历官五载，正遇着灾荒后满目鸿哀。

都只盼得好官倒悬早解，怎奈我风尘吏无能无才。

利未兴弊未除德政何在？ 国恩深宪眷厚那报涓埃①。

官虽好也不过良心不坏， 何能够把百姓共跻春台②。

就说我不爱钱民还爱戴，这都是地方官职分应该。

幸今日后任来瓜期已代③，还有些未了事替民关怀。

且作歌三两句叮咛劝诫，望我民莫当做俗语丢开。

一劝民息争讼存心忍让，些小事切莫要就到公堂。

有乡邻和戚族且把理讲，为什么争原告逞刁恃强。

告了状官虽清或冤或枉，花讼钱总难免三班六房。

请词证歇店家还捡饭账，一纸状耗费了许多山粮。

纵赢得官司回关何痛痒，只落得暗地里后悔一场。

况此间有 ** 多告诳状，当堂讯得反坐每自受殃。

本公府前曾有八条示榜，愿尔等众黎民切记勿忘。

二劝民戒赌博各务正道，万不可习游荡聚赌逍遥。

有银钱安本分哪样不好，因甚事赌输赢干犯律条？

拿到官受刑杖镣锁枷号，那时节纵悔悟王法难饶。

就算你多乖巧官不知道，也可惜将银钱为赌花销。

查南山因此事败家不少，愿尔等听我劝禁戒为高。

三劝民重身家先惜性命，查乡间往往有小事轻生。

或口角或钱债尽可理论，切不可寻短见舍命害人。

更有那无良人命案不问，钱和法作交易竟把冤沉。

这恶习常叫人切齿痛恨，愿尔等从今后务必留心。

四劝民读书人力求上进，惜此间士子辈不惜光阴。

懒听讲怕习作只顾戏嬉，辜负了父母的一片苦心。

更有等进个学便算止境，甚或至习刀笔唆播 ** 。

这等人尤须要改邪归正， 切不可糟蹋了一领青衿④。

五劝民务在农勤苦为贵，不好闲不偷懒衣食怎亏？

遇丰产崇节俭切勿浪费， 遇歉岁亲友们还要解推⑤。

六劝民工商们谋利为本，也须要耐劳苦方可营生。

做手艺帮人忙不可任性，作买卖通交易务要公严。

万不可损天理大斗小秤，看如今灾难后劫数不轻。

劝尔等多少事一言难尽，惟愿尔都记下个个遵行。

指日里新官到我要去任，整行装挥别泪无限离情。

《劝民歌》注：①涓埃：涓指一滴水，埃指尘土粒。②跻：登。春台：美好的地方。③瓜……代：《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任命连称、官至父守葵丘。连、管二人问戍守期限，齐侯正在吃瓜，就说明年“及瓜而代”。后人用此代指任期属满，另委新官替代。④青衿：旧时读书人穿的一种衣服。⑤解推：解衣推食的缩语。指自己虽不丰盈，但见到别人饥寒即将衣食让给别人。